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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五篇文章：〈歷史意識與帝王意志〉、〈歷史的慣性與盛世的懵懂〉、〈張之洞與晚清國運〉、〈中國人的夷夏之辨與西方人的「夷夏之辨」〉、〈楊國強談晚清的紳士與紳權〉，後三篇均為作者口述，黃曉峰整理。
作者以通俗流暢的文筆勾勒出歷史的脈絡和潛在的線索，後三篇則以幾個關鍵點向讀者展示了一幅晚期社會的圖景，注重通識和思辯，但不廢實證工夫。
本書特色
讀者可以在大歷史之外隨著作者的妙筆對歷史對社會多一層認識，多一些領悟。藉助歷史的通識和思辯，通徹瞭解百年變遷的曲折骨脊，瞭解中國的往昔。
目錄
歷史意識與帝王意志
歷史的慣性與盛世的懵懂
張之洞與晚清國運
中國人的夷夏之辨與西方人的「夷夏之辨」
楊國強談晚清的紳士與紳權
試閱
歷史意識與帝王意志
清人章學誠說過：「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在政治學還沒有移入中國的時代裡，史學曾經長久地託負著天下的政治意識：「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政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鑑也。」前代的盛衰起伏之跡便在一遍一遍的翻耕中化為知識、智慧、思想和經驗，融入了後來的國運和世運之中。因此，從孔夫子以來，中國人重作史，也重讀史。居廟堂之高的人物和處江湖之遠的人物，心為「宗社之安危」與「民情之利病」所牽，都對史學有著一種誠意和敬意。
雖說二千多年的議論常常以三代（夏、商、周）為理想，但後起者從已經過去的歲月裡尋取鏡鑑，則視野和重心大半都在秦漢之後。
於是而有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和一代一代推陳出新的史論。其間貫注的滔滔心力，使述史和論史成為中國文化中綿延厚積的傳統。今人讀古人，容易把他們頭腦中的天命觀念想得很大，其實歷史的中心在人事，述史和論史成為中國文化厚積的傳統，正說明了二千年政治代謝之中人事重於天命的理性清明。
二千多年的中國歷史裡產生過許多輝煌。在一姓之天下的時代裡，這是一種王朝的輝煌。但就「政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鑑」而言，更引人注目並能催人長思久想的，卻往往是王朝的坍落和崩潰。
秦始皇滅六國，置郡縣，為後來的歷史重造了軌轍。在這個意義上說，他的影響是不滅的。然而秦漢易代之後，賈誼作〈過秦論〉，思慮所及，全在前朝的興亡之間：「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這是一個久耐思索的題目。
在他之後，一個一個王朝嬗蛻相續於此興彼亡之中。因此，唐人杜牧作〈阿房宮賦〉，仍然從這個題目說起，而感慨所寄，則統括了後來一個一個倒塌了的王朝：「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將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其間的反思，顯然包含著更富廣度的歷史內容。這些文字相隔八百餘年，以一種共相寫照了古代中國人讀史之際的憂患心結。每一代人的憂患因每一代人面臨的世局紛披而不同，但每一代人的憂患都會在比照古今中顯示出深刻的歷史意識。
一姓之王朝在興亡中前後嬗蛻，反射了二千多年歷史裡的盛世、衰世和亂世。貞觀年間，侍御史馬周作奏議說：「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然後對唐太宗懇懇而言：「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他比較了盛世、衰世和亂世，懷著一腔惕厲之心為天下籌久遠。因此，讀奏議的帝王掩卷深思而「稱善久之」。
開國的君臣常常是從衰世和亂世中立起來的，他們的閱歷決定了他們心多警醒。而究其底裡，惕厲的本義正是一種畏懼。它們使傳統中國最有權力的這一部分人從眼前想到後來，面對衰世和亂世留下的瘡痍戰戰兢兢，不敢自是，不敢自喜，不敢自負，不敢自大。
唐太宗君臨天下六年之後，曾對近臣說：「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這些話表達了帝王的內省，也表達了帝王的自抑。於是，作為已經過去了的歷史，衰世和亂世制束了開國的君臣。這是一種被迫的制束。然而由此產生的安天下而後安宗社的清醒，卻以實實在在的興利除弊為後來的盛世築成了初基。
世人常常懸想帝王的縱心所欲，但在衰世、亂世轉向盛世的過程裡，帝王其實並沒有太多的個人自由和個人意志。康熙曾經營造了傳統中國的最後一個盛世，然而晚年自述，說的都是辛苦和疲憊：「予年將七旬，在位五十餘載，天下粗安，四海承平。雖未能移風易俗，家給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謹慎，夙夜未敢少懈，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豈勞苦二字所能概括？」
這是一種不易承受的重負，又是一種無法解脫的重負。因此，「身當暮年，每覽老臣致仕之奏，未嘗不流涕。爾等有退休之時，朕何地可休息耶？」後人讀史，從這些話裡可以看到一種帝王的勤勉敬業，也可以看到一種帝王的身不由己。
帝王的勤勉敬業和帝王的身不由己，既出於賈誼在〈過秦論〉裡對前朝興亡的那種長思久想，也出於馬周在奏議裡「為子孫立萬代之基」的那種殷殷懸望，其間自多創盛世和守盛世的苦心。
然而豎看秦漢以來的中國歷史，稱得上盛世的朝代其實並不多見。士人論史，常常因之而感慨惘然：「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
每一個曾經有過輝煌的王朝，最終都會在衰亂中走向了局，於是盛世便不能成為一種常態。民間人慣看盛衰起伏，熟視之後，便催化出民間的史論。《三國演義》卷首有一首詞，其中說：「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在這種興亡無常的詠歎裡，多的也是感慨和惘然。
一代一代的君與臣都在向歷史求教，而一代一代的歷史都在演進中越出了帝王與人臣的預想懸望。這是一種深刻的矛盾，也是一種牽動人心而富有思想魅力的矛盾。這種矛盾產生於歷史過程之中，只有歷史過程本身才能說明這種矛盾。歷史能夠一遍一遍地撰寫，其意義和價值正在於此。
清人章學誠說過：「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在政治學還沒有移入中國的時代裡，史學曾經長久地託負著天下的政治意識：「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政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鑑也。」前代的盛衰起伏之跡便在一遍一遍的翻耕中化為知識、智慧、思想和經驗，融入了後來的國運和世運之中。因此，從孔夫子以來，中國人重作史，也重讀史。居廟堂之高的人物和處江湖之遠的人物，心為「宗社之安危」與「民情之利病」所牽，都對史學有著一種誠意和敬意。
雖說二千多年的議論常常以三代（夏、商、周）為理想，但後起者從已經過去的歲月裡尋取鏡鑑，則視野和重心大半都在秦漢之後。
於是而有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和一代一代推陳出新的史論。其間貫注的滔滔心力，使述史和論史成為中國文化中綿延厚積的傳統。今人讀古人，容易把他們頭腦中的天命觀念想得很大，其實歷史的中心在人事，述史和論史成為中國文化厚積的傳統，正說明了二千年政治代謝之中人事重於天命的理性清明。
二千多年的中國歷史裡產生過許多輝煌。在一姓之天下的時代裡，這是一種王朝的輝煌。但就「政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鑑」而言，更引人注目並能催人長思久想的，卻往往是王朝的坍落和崩潰。
秦始皇滅六國，置郡縣，為後來的歷史重造了軌轍。在這個意義上說，他的影響是不滅的。然而秦漢易代之後，賈誼作〈過秦論〉，思慮所及，全在前朝的興亡之間：「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這是一個久耐思索的題目。
在他之後，一個一個王朝嬗蛻相續於此興彼亡之中。因此，唐人杜牧作〈阿房宮賦〉，仍然從這個題目說起，而感慨所寄，則統括了後來一個一個倒塌了的王朝：「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將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其間的反思，顯然包含著更富廣度的歷史內容。這些文字相隔八百餘年，以一種共相寫照了古代中國人讀史之際的憂患心結。每一代人的憂患因每一代人面臨的世局紛披而不同，但每一代人的憂患都會在比照古今中顯示出深刻的歷史意識。
一姓之王朝在興亡中前後嬗蛻，反射了二千多年歷史裡的盛世、衰世和亂世。貞觀年間，侍御史馬周作奏議說：「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然後對唐太宗懇懇而言：「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他比較了盛世、衰世和亂世，懷著一腔惕厲之心為天下籌久遠。因此，讀奏議的帝王掩卷深思而「稱善久之」。
開國的君臣常常是從衰世和亂世中立起來的，他們的閱歷決定了他們心多警醒。而究其底裡，惕厲的本義正是一種畏懼。它們使傳統中國最有權力的這一部分人從眼前想到後來，面對衰世和亂世留下的瘡痍戰戰兢兢，不敢自是，不敢自喜，不敢自負，不敢自大。
唐太宗君臨天下六年之後，曾對近臣說：「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這些話表達了帝王的內省，也表達了帝王的自抑。於是，作為已經過去了的歷史，衰世和亂世制束了開國的君臣。這是一種被迫的制束。然而由此產生的安天下而後安宗社的清醒，卻以實實在在的興利除弊為後來的盛世築成了初基。
世人常常懸想帝王的縱心所欲，但在衰世、亂世轉向盛世的過程裡，帝王其實並沒有太多的個人自由和個人意志。康熙曾經營造了傳統中國的最後一個盛世，然而晚年自述，說的都是辛苦和疲憊：「予年將七旬，在位五十餘載，天下粗安，四海承平。雖未能移風易俗，家給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謹慎，夙夜未敢少懈，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豈勞苦二字所能概括？」
這是一種不易承受的重負，又是一種無法解脫的重負。因此，「身當暮年，每覽老臣致仕之奏，未嘗不流涕。爾等有退休之時，朕何地可休息耶？」後人讀史，從這些話裡可以看到一種帝王的勤勉敬業，也可以看到一種帝王的身不由己。
帝王的勤勉敬業和帝王的身不由己，既出於賈誼在〈過秦論〉裡對前朝興亡的那種長思久想，也出於馬周在奏議裡「為子孫立萬代之基」的那種殷殷懸望，其間自多創盛世和守盛世的苦心。
然而豎看秦漢以來的中國歷史，稱得上盛世的朝代其實並不多見。士人論史，常常因之而感慨惘然：「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
每一個曾經有過輝煌的王朝，最終都會在衰亂中走向了局，於是盛世便不能成為一種常態。民間人慣看盛衰起伏，熟視之後，便催化出民間的史論。《三國演義》卷首有一首詞，其中說：「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在這種興亡無常的詠歎裡，多的也是感慨和惘然。
一代一代的君與臣都在向歷史求教，而一代一代的歷史都在演進中越出了帝王與人臣的預想懸望。這是一種深刻的矛盾，也是一種牽動人心而富有思想魅力的矛盾。這種矛盾產生於歷史過程之中，只有歷史過程本身才能說明這種矛盾。歷史能夠一遍一遍地撰寫，其意義和價值正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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