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軀體：四川五君詩歌論
內容簡介
對於詩人而言，一切都是曾經生活過的和寫出來的，他們在其中展示自己的卓越與局限。
語言的軀體要獲得存在感，和人的軀體一樣，需要僭越常態。
本書以「四川五君」柏樺、歐陽江河、翟永明、張棗、鐘鳴的詩歌作為切入點，探討寫作中身體的在場、偏移、僵化、缺席、迷失，以及詩人們在展示出富有魅力的語言時，如何流露出語言的恍惚、矯飾，甚至虛假，即語言和身體的錯位。在五位詩人這裡，身體的在場與缺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什麼是對詩歌來說最重要的事？作者認為：「應該是真實，身體的真實。真實、盡可能的真實，這是詩歌需要的。與此同時，錯位的與缺席的身體，對詩人和詩歌來說，是一種缺陷，卻也是另外一種真實，它昭示出困境與局限。也許，更重要的東西在於，如何抗拒不真實而去抵達那個遙不可及的真實，如何對那個時刻準備逃逸的身體警醒著、戒備著。」
本書特色
以「語言和身體的錯位」此一特殊的角度，探討當代中國詩人－－四川五君：柏樺、歐陽江河、翟永明、張棗與鐘鳴的詩作。
目錄
導言／詩人和他的時代
柏樺－－向左傾斜的身體
歐陽江河－－扼殺呼吸的美杜莎之首
翟永明－－身體的秘密痕跡
張棗－－迷失的身體
鐘鳴－－恍惚與界限之間的身體
結論
後記
參考文獻
序／導讀
後記
這本書的初稿完成於2011年4月，作為我的碩士論文。在出版前重新閱讀和校對它，勾起了一些對過去時間的記憶。我試圖完善某個觀點，改變若干詞句的寫法。一個日漸成熟，甚至衰老的自己，給那還算年輕的人提出一點意見。這隔著時空的交流，其實蠻有趣。那些任性而散漫的句子，那些認真而幼稚的句子……讓我頭痛、忍俊不禁，甚至陷入慚愧。然而內心是恍然大悟的：它們隱現著我此刻的說話方式。重新打標點，去掉贅詞，縮短長句子換氣：調整之後，她有點像現在的我，即使還不夠成熟。修改有時令我疲憊，有時則了然，索性放任詞句在過去的時間中，其實那幼稚的堅持並不特別討厭。有時，我必須順著她，她有她的想法。我皺眉頭考慮怎麼改，卻逐漸被她的行文感染，開始認同她，甚或驚奇地發現，那樣寫更好。她也讓我崩潰過，但我們最終能夠平靜地商討，也表達出對彼此的認可和遺憾。時間，怎能讓人不遺憾。情緒化的我，記憶著情緒化的時刻，連同那些時刻一起到來的文字。我也在抵禦我，並且這一過程是耗費的，時常讓生活與表達陷入窘迫。
三十歲開始，過於激烈的情緒和生活都消褪了。一切慢慢發生著，卻在某個時刻讓人驚覺改變，知覺永遠是惰性的。到上海大半年之後，某天騎自行車過馬路，陷入恍惚，有點困惑自己怎麼在這兒。也不知從何時開始，我格外留意表達中的細節，每個人的語癖。該如何表達？糾纏彼此的生活和詞，它們撲朔著，鬱鬱落下。什麼東西呼之欲出？呼之欲出……是歌唱。縈繞於心之鬱結的，是歌唱的影子。黃昏影，斜長，好像有溫度，又很絕望。真正的歌唱能否被燃發？就是那種感覺，近乎不可能。
2016年6月2日，上海同濟北苑
試閱
2010年8月，我來到成都，一個陰霾的城市。曾有人說過，待在四川唯一的不好處是天氣陰沉，偶爾有太陽出來，人們彷彿過節一樣。即使如此，他迷戀那裡，迷戀這座城市的腐朽。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是一種可以延伸到最底層、延伸到每一個人的腐朽。一位化名為「老威」的四川詩人曾寫出一部訪談錄，涉及形形色色、龍蛇混雜的人：棄妻為名利的詩人、放棄寫詩整天打麻將的詩人、「土皇帝」、被判死刑的貪污者……有關腐朽，也有太多可說的：私欲的過度膨脹？抑或僅僅是在「火鍋與茶館的指引下」消磨一個下午，饕餮、神侃？甚至，在離自己死期不遠的囚禁生活中，拼死地爭奪胡豆，還能冒出頗有方言天然幽默感的話。或者，腐朽同時意味著一種語言的腐朽。鐘鳴一再強調北人好經世之想，而南人「喜歡精緻的事物，熱衷神秘主義和革命，好私蓄」、「多愁善感，實際而好幻想」、「生活頹靡本能，卻追求精神崇高」。不同於北方詩人，南方詩人們更多地在詩歌中流露出對語言的享樂情結。「朦朧詩」之後，四川幾乎成為新一代詩歌的中心地帶，各種名號與用心之下的詩派、詩歌宣言紛紜而起。鐘鳴在談到南方詩歌時說：「人人都是理想主義者。只有這樣，彷彿才對得起浪費的歲月。」他用了「浪費」一詞，它標識著無用而感傷的歲月。就講求生活的有效性而言，詩歌確實是一種浪費，一種腐朽。1980年代的詩人們曾沉湎其間，鐘鳴的《旁觀者》其中有一節名為「恍惚及贅詞」。有如本雅明筆下的「遊蕩者」，在人群中，他們是恍惚的；對於人群而言，他們同樣是不合時宜的贅詞。1980年代的詩人們，誇張著寫作、生活、甚至苦難。他們的真實性，可能在於心懷理想，那消失得太快的理想。詩人萬夏曾宣稱：「僅我腐朽的一面／就夠你享用一生」。（《本質》）然而，一生還是太長了點兒吧？或者太短了點兒呢？「我們本來就是／腰間掛著詩篇的豪豬」，（李亞偉《硬漢們》）1980年代速速逝去，詩人和他們的詩句留在層次不齊的選本中，偶爾也鐫刻在某些人心中的某些地方，某些時刻被激起，讓他們聊發一下少年狂。然而很快，豪豬們的詩篇，再也無法逼迫女子們「掏出藏得死死的愛情」。（ 李亞偉《硬漢們》）時代和詩人的愛情結束得太快，抑或從未開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漢語詩歌所構造的諸多語境，都有某種掙脫事境引力以求失重飛升的欲望。」詩人們滿懷著對飛翔的熱情與自信，站在高處，張開雙臂……然後，跌落？暫停！卡通片中，最經典的一幕是：「一隻鎮定自若地走在懸崖上的貓，只是在朝下看、發現自己是懸空時才墜落。」張開雙臂飛翔的詩人們，在看到他們腳底的深淵之前，並沒有跌落。或者說，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死亡，在「飛翔」的時候。齊澤克（Slavoj Zizek）從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那裡得出「精神的無聲編織」，即「關鍵意識總是來得太遲，它總是在傳染病已經控制整個領域之後，才知道自己已經無立足之地。」對1980年代的諸多詩人來說，情形的確如此。
張棗談到多年前女友離開自己和一個做生意的人好，他當時還很不屑。只有在多年後，在越來越實際的世界中，詩歌的虛弱再無立足之地，詩人和他們的詩歌才迎來第二次死亡：意識到懸崖，意識到第一次早已發生的死亡。該如何看待那已踩空的懸崖、閉著眼睛的飛翔，那在兩次死亡之間短暫而虛幻的歡愉？卡通片中，這一切引人開懷大笑。在現實中，也許是以肉體的死亡，來祭奠那早已死去、卻遲遲未被察覺的理想之死，這是極端。更多的可能是，人們依然像看卡通片一樣來看待這場聲勢浩大的、荒謬的飛翔，包括那些曾參與其中的人：「晚間新聞在深夜又重播了一遍，／其中有一則訃告：死者是第二次／死去。」（歐陽江河《晚餐》）。死亡本身是悲劇，宣告，且一再重複的宣告，則是一次次的消解。悲劇到來時人們未曾察覺，還陶醉於死的舞臺中上演生；那麼當他們意識到悲劇時，究竟該為悲劇而悲傷，還是為自己曾經對悲劇的毫無意識而感到荒誕呢？多年後，當年的「莽漢」之一，遠在海外的胡冬如是寫道：
詩，本是在牢籠中創造大雁。
哪裡！生活是老虎，詩才是籠子。
一夥人爭執著，踅向自我的舞臺，
穿的是小丑的紈褲，或鶉結的囚衣
（胡冬《給任何人》四）1988年徐敬亞主編的《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裡，有名無實或有實無名的各色詩歌團體，被呈現於眾。有些人們還記得，或者在各類文學史中被一筆帶過：「朦朧」、「非非」、「莽漢」、「他們」……還有一些，幾乎被時間所淹。翻開目錄，一些奇特的名稱躍然紙上：「男性獨白」、「悲憤詩人」、「特種兵」、「闡釋俱樂部」……瑪律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在《流放者歸來》中，談到被稱為「迷惘的一代」的藝術家們，他這樣評價他們和他們所信奉的個人主義教條：「個人主義生活方式甚至產生不出具有個性的人。藝術家們在逃避社會上的千篇一律時，很可能採取千篇一律的逃避途徑並按照自己小集團的常規辦事；甚至他們的反常舉止也屬於固定的類型；甚至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所患的精神病也都合乎既定的模式。」青春的力比多讓詩人們個性張揚，爭執著表現自己，詩歌淪為他們自身的牢籠。詩人們用「莽漢」的高音或「非非」的異調，發出自由的呼聲，卻不過是牢籠中誇張的表演。嚮往個性與自由的詩歌，最後成為千篇一律的語言牢籠。那些已經被時間淹沒、或正在被時間淹沒的東西，實際上早已死亡，在它們踅向所謂個性的舞臺之時。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說：「寫作正是一種自由和記憶之間的妥協物，它就是這種有記憶的自由，即只是在選擇的狀態中才是自由的，而在其延續過程中已經不再是自由的了。」人們習慣於把1980年代稱為理想主義的年代，它的終結被看作理想主義的死亡。就像自由的語言成為束縛自身的牢籠後，還慣性地維護自己作為自由化身的身份；理想主義也早已死亡，在人們意識到之前，它還在慣性的維持中：
有關大雁塔
我們又能知道些什麼
有很多人從遠方趕來
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還來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
……
也有有種的往下跳
在臺階上開一朵紅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當代英雄
（韓東《有關大雁塔》）或者為早已死去的理想而殉死，成為「當代英雄」，即使這樣，仍不免被誤讀；或者消解理想，消解記憶中的崇高。有關1980年代的軼聞很多，詩歌的噱頭、詩人的噱頭，甚至苦難和死亡也不免淪為噱頭。海子之死、顧城之死被賦予了多少意義或無意義？人們總是想闡釋，然後生成意義，而不僅僅是敘述。在談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因為邊防官拒不承認通邊簽證而自殺時，阿倫特（Hannah Arendt）寫道：「早一天本雅明就能輕易地通過；晚一天馬賽的美國官員就會得知難民暫時還無法穿過西班牙。不早不晚偏偏在那一天災難才可能發生。」僅僅是敘述，這個一生讓駝背小人盯上、無法擺脫厄運之人的悲劇就悄無聲息地呈現了，沒有煽情，卻讓人震撼。顧城去世之前，在發表過的一篇演講中說：「殺與被殺都是一種禪的境界」，於是有了某些人「故作高深，大談什麼詩人之死是入禪得道，是驚世駭俗的殉美之舉」，死亡還要被賦予多少更可怕的東西？苦難也同樣被作噱頭。貴州詩人黃翔最傳奇的故事是：把詩藏在蠟燭裡。鐘鳴說：「貴州『朦朧詩』，後來令人痛心地，而無法挽回地毀於困獸鬥，也毀於缺乏同一性―還有啟蒙主義的激進，好鬥。」誇大苦難，誇大自己抗爭的細節：
我是一隻被追捕的野獸
我是一隻剛捕獲的野獸
我是被野獸踐踏的野獸
我是踐踏野獸的野獸
（黃翔《野獸》）
鐘鳴稱之為「虛假意識形態的人格化」，世界和「我」在絕對的敵意與對立中。且不論將詩稿藏在蠟燭裡有多少可信度，人們去推崇與迷信這個故事，就在轉化與消解苦難。弄些「擢升為時疫的辭令」，（胡冬《筮書》）不過是為了推銷苦難。柏樺的《鐘斯敦》曾讓太多人狂熱地感染「時疫」：「這革命的一夜／來世的一夜／人民聖殿的一夜」。多年後在一次訪談中，鐘鳴談到柏樺和他的詩歌，提到「錯裂」一詞。語言與身體的分裂。當「革命」煽動讀者，甚至詩人自己的情緒時，「革命」包含多少真實性，又包含多少修辭成份？在被言說的苦難與真實的苦難之間，有多大的距離？齊澤克所謂的「美麗心靈」不正是如此嗎？「不停地為世界的殘酷而難過，它自己也深受其害，因為世界的殘酷使它的好意無法實現」。然而「美麗心靈」也是造成自己所抱怨世界的幫兇：「我必須失敗，必須受到沉重打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表明我有理由控訴我的敵人」。為了控訴，或者裝飾：「當初，／對成份談虎色變，現在，祖先的忌諱成為了／墊壓，像黑人轎車裡的豹紋坐套」。（胡冬《給任何人》八）在2010年新版《畜界•人界》序言裡，鐘鳴說：「要論詩歌的進步，除了『詞』的勝利，就人性方面，我看是非常晦暗的，有如骨鯁在喉。」在荊軻那裡，「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是一種完全身體化的語言，他的行為完成了詩意。「美麗心靈」們的詞彙，則在被害妄想症或受虐狂心態中，離人們本該身體力行去實現的「美麗世界」越來越遠……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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