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學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學人卷Ⅱ）

 

香港學術文化的特色既傳承自中國傳統文化，又吸收西方文化，漸漸形成一種東西文化交融的特色。從香港的新界祠堂及學塾，已見香港蘊藏的中國文化乃傳承自中國內地，隨很多學者相繼自內地遷往香港，進一步把中國傳統文化廣披香江；另一方面，自清末、民初，中國出現的新文化、新學術、新史學和新思潮，及後也隨學人南下，更把新文化與傳統文化流播香港、澳門、臺灣及東南亞等地，南下的中國傳統文化，又與香港的歷史文化相融合，也因南下學人執教港、臺等地高等院校，把學術靈根繁殖香港，培育年青一代學者，「北學南移」成為一時精神的重要特色。同時，隨早前南下的當代學人，如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牟潤孫、全漢昇、嚴耕望、王德昭、郭廷以、余英時等學者的著述，相繼在中國內地重新出版，使早前在港、臺的學術研究成果及觀點，得以傳返內地，故有學者提倡「南學北移」之論。談及一九四九年初「北學南移」對香港、臺等地的影響，不可不注意新亞研究所及整個新亞文化事業的發展，新亞研究所及新亞書院更是當代新儒家發展的基地，新儒家學人首先在新亞相聚，結合成量，其後更成為影響海外的鵝湖學派，新儒家學脈得以廣傳海外，新亞研究所及新亞書院，極具貢獻！今天處在二十一世紀的開端，相信是一個重要的時刻，為學界提供一個討論平台，總結上世紀「北學南移」的學風，正值二○一三年為新亞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故研究所計劃舉辦「北學南移」學術研討會，作為六十周年所慶系列活動之一，因感新亞學人不獨對香港的歷史文化教育貢獻甚大，畢業生日後均任教海內外的高等院校，也於國內外延續新亞辦學精神，居功至偉！香港樹仁大學歷史也是以推動歷史文化教育為己任，更深刻地感受到新亞辦學精神對啟導香港文化教育的重要，自是義不容辭地與新亞研究所，及臺灣的中央大學文學院於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合辦「北學南移國際學術研討會」。

 

是次研討會得到中國內地、港、臺及海外學者參加盛會，惠賜鴻文，在此謹代表大會先向各位與會者致以衷心感謝，更代表大會向新亞研究所及中央大學文學院，感謝給予合辦是次研討會的機會，因為各人的努力，使是次研討會得以順利舉行。在是次研討會之後，各位與會者均贊成出版論文集，保存是次研究成果。有關是次論文集內各位學者的觀點，現概括如下：

 

其一，通論及宏觀北學南移發展的論文，多述及一九四九年前後中國學者及學風自北方遷往香港及臺灣的流播情況。呂芳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史館）在〈「文化跨海」：戰後初期臺灣學術與文化走向―以許壽裳、傅斯年領導的機構為例〉一文，研究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國戰勝日本，隨著臺灣光復，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民國政制及文化跨海而往臺灣，許壽裳受命創辦臺灣編譯館，使中華文化在臺灣廣播，至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與蔣介石遷臺，臺灣成為民國政府托命所寄，中國文化也以完全不同於中國大陸的命運而延續，傅斯年也於此時主持臺大，傅氏辦學既上承日人辦學的傳統，也具有五四以來學術自由、教育獨立精神，此文尤可以呈現臺灣在二次大戰後，文化與政治的互動關聯下，重塑臺灣社會文化的面貌。李瑞全（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在〈當代新儒家之課題與發展：論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先生之學思方向〉，指出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位先賢從中國大陸撤走至港、臺時，正值四十的壯年，唐、牟二先生在哲學界早具名聲，他們視港、臺為暫避戰亂之地，牟先生曾慨歎是否要遠走新加坡，存中國學脈於海外，然而他們對發揚中國文化，歸宗儒家，樹立心懷宇宙的典範，均具貢獻！廖伯源（新亞研究所）在〈錢穆先生與新亞研究所〉一文，宏觀地研究過去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的發展，突出五十年代南來學人如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等學者，任教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的情況，並研究錢先生帶領下，新亞學人的凝聚、南來學人治學方法、新亞的課程設計、學人培養，與學風形成的關係。陳學然（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發表〈從「失養於祖國」到「被逼回歸」：南來與本土論述中的香港變貌〉，從域外殖民者、南來香港的文化人與作家，本土論述中的文學作品與評論等，觀察香港從過去到現在的歷史身份塑造問題，及自我認同趨向問題，展示一個從早期「失養於祖國」的「壓抑」到回歸前後「被逼回歸」的「反抗壓抑」思想發展脈絡，進而反思目前香港的定位與走向。劉建平（西南大學文學院）在〈當代新儒學的「西遷」與「南移」〉一文，指出當代新儒家的「西遷」和「南移」為二十世紀的重要事情，「西遷」的新儒家「價值闡發」也為「南移」後新儒家的「價值重構」，確立理論及思想基礎。

 

其二，也有論文研究自北方南下學人及作品對地域學風的影響。趙雨樂（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發表〈北學南來的地域文化反思―談1927年的《魯迅在廣東》〉一文，指出一九二○年代中期，魯迅成為新文學陣營的代表人物，因魯迅嚴厲批評北京腐敗政治人物，致有南下廈門大學及中山大學之舉，此文研究一九二七年鍾敬文編《魯迅在廣東》內多篇論文，以見南北地緣與新舊學問的觀念分歧，和近代中國在轉折期內微妙的學術變化。許振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在〈北學南移與香港大學〉研究二次大戰後香港為不少學人避地南來的駐足點，香港大學的中文系與東方文化研究院成為戰後其中一批南來學者的匯聚地，他們的貢獻為戰後復校的香港大學中文系確立發展基礎。姚繼斌（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的〈南來學者與國史教育：以1950年前後香港教師會出版刊物為中心〉一文，指出香港教師會創辦於一九三四年，為早期香港的重要教師組織，此會於一九五○年前後出版刊物 Common Room-Monthy Magazine of the Hong Kong Teachers’Association 和 The Path of Learning-Th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Teachers’Association，此兩份刊物為南來學者及教育工作者，提供發表歷史教育論文的園地，他們的言論對國史及文化教育均甚有影響。鄭永常、范棋崴（成功大學歷史系）在〈戰後（1950-1997）香港私立研究所對學術人才培育之貢獻〉中，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國內地出現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及經濟困難，不少來自內地高等院校，相繼在香港復校，有些學者更認為七、八十年代香港仍有十三間私立高等院校，而且不少私立高等院校在臺灣教育部立案，又擴建發展研究所，自過去至今，香港一地的私立高等院校均為培養港、臺二地人才的重要地方。區志堅（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發表〈非僅指的是吃苦奮鬥―從《新亞校刊》看五十年代「新亞精神」的實踐〉一文，指出新亞創校精神及辦學宗旨，既指示新亞辦學團體的發展方向，而且師生在校園生活也實踐新亞精神，作者研究一九五二至五七年新亞知識群體出版《新亞校刊》，尤注意此刊物記載新亞師生的生活，引證新亞師生不獨過著「吃苦奮鬥」的生活，更在生活中實踐了「新亞精神」及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活動，還有，在《新亞校刊》發表文章的年青人，不少成為影響港、臺等地的重要學人。

 

當然也有學者發表一九四九年後，隨北學南移之風，對臺灣歷史文化教育的影響。李元皓（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在〈從北京到臺北―京劇《硃砂痣》演出變遷考略〉一文，表述了《硃砂痣》首見於一八八七年代刊行的京劇劇本集《庶幾堂今樂》，《硃砂痣》後為京劇後三傑的常演劇目，並為孫菊仙「孫派」的代表作，及至一九五○年代孫派風格僅保留在臺灣，成為僅存的孫派完整全劇錄音的資料之一。侯勵英（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的〈陶鑄後進：郭廷以與學生的學術承傳〉表述一九四九年前，已就讀東南大學及任教中央大學歷史系的郭廷以，其後隨國府遷臺，任教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和任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長，郭氏致力培育臺灣史學的發展，尤注意為研究近代史學人才的培訓工作和建立近代史學研究的學術制度，確立下中研院近史所為臺灣和國際學術界的重要地位。

 

其三，談及學術自北南移，要注意學風傳承與創新的研究課題，這樣便要研究個別學人的治學觀點。新亞知識群體在香港辦學，日後也使香港成為宏揚新儒家思想的中心，促使香港歷史文化在國際學術上，扮演了一個把傳統文化植根香江，又把香港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要地，這樣必要談及學人治學觀點和其研究方法，與塑造一代學風的關係。研究新亞學人的文章，有徐國利（安徽大學歷史系）的〈錢穆新史學理論的創建及其與傳統史學的關係〉一文，研究錢穆先生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發表〈論近代中國新史學之創造〉等四篇文章，其後也發表多篇文章闡述歷史的本質及特性，錢氏倡導的新史學既有傳統史學的因素，也呼應民國新史學界提出的觀點。陳勇（上海大學歷史系）在〈錢穆與港臺新儒家交往述略〉表述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先生與港臺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徐復觀等學人的交往，和他們對文化關懷，考察一九四五年錢氏拒簽〈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原因，並分析錢氏與當代新儒家治學理念及思想相異之處。宋敘五（新亞研究所）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北學南移潮流中的張丕介先生與楊汝梅先生〉以兩人合傳的方式，把張丕介先生及楊汝梅先生合傳，並述二位先生在南下香港之前的成就，同時，也談及二氏來港後對香港社會及發揚新亞文化的貢獻。李學銘（新亞研究所）在〈牟潤孫先生與「南來